以2018年原文化部和原国家旅游局合并组建文化和旅游部为标志，文旅融合成为国家重大文化战略，文旅产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时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化塑造旅游、弘扬文化，打造独具特色、魅力四射的中国文化旅游体验。文旅融合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行业自发探索，如今已成为国家“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战略部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武汉大学付才武教授与钟升副研究员合着的《文化与旅游融合研究：内在逻辑与政策路径》(以下简称“融合研究”)致力于探索理论内涵、制度机制与政策路径新时代文旅融合发展的政策路径，深刻揭示了文旅融合的“道”与“术”。

　　文化旅游具有多重、交叉的属性，体现在多层次、多形式的融合，包括产业理念、体制机制、规划标准、资源产品、产业业态、空间载体、管理体制等，如以及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消费者层面的多层次融合。 《融合研究》一书，通过对文化与旅游融合的肤浅探讨，深入学术层面，并没有开拓新的思路。

　　《融合研究》中文旅融合的“道”不同于著名的“文旅二分法”解读框架。作者建立了基于文化经验和文化认同的解释框架，取得了理论突破。文旅产业边界在内涵上连接文旅内涵。正如作者所说，作为人类两种基本的文化生活方式，文化和旅游在山脚下(社会经济结构)分离，在山上(文化认同)交汇。文旅融合的内在逻辑体现为具有物质性和象征性空间结构的文化旅游装置，以文化旅游消费行为为中介，发挥“渠道价值”，让旅游者拥有如凝视和沉浸。这一内在逻辑系统地提出了文化旅游装置的概念，承载了文旅融合的时空形态，是文旅融合研究中关键而扎实的一步。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作为产业形态和政策对象，必须体现为一个可观的、有形的载体。作者进一步将这个文化旅游装置解构为特定时空位置的象征意义系统。其核心内容是历史文化遗产生活场景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包括历史文化遗产和现代生活场景的特殊时空结构。承载并激发这种文化记忆。在文化研究方面，作者继承了莫里斯哈瓦布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和斯图尔特霍尔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认同”等理论。场景。当这一理论应用于文化和旅游实践时，它就融入了文化旅游设施的概念设计中。

　　《融合研究》对“技”的阐述，体现在作者对文化旅游消费在引导文化供给侧改革中的价值的深入探索。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体验式认知过程，文化与旅游活动的融合不仅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融合宜融合”、“成就融合”的政策原则，本质上是基于承认行业差异、尊重行业主体特点的“有限整合”;游客主体和文化旅游设施的客体，通过文化旅游消费行为实现连接，体现在微观消费层面个体“沉浸”和“凝视”的文化体验，具有连接文化的政策功能宏观管理层面的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

　　基于这一理论成果，笔者从文旅融合规划、文旅金融政策、文旅融合技术、信息平台、产业基金五个方面为推进文旅融合绘制了清晰的路线图，并提出文旅融合。规划内容体系、政府财政管理办法开放、文旅云平台技术架构和应用系统、文旅产业基金运营模式等具体应用措施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实用价值。

　　案例分析是“融合研究”的特色和亮点。笔者以河西走廊为例，说明承载民族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系统的文化旅游设施的功能;以武汉、淄博的文化消费试点经验，阐释文化消费对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的政策功能;文化旅游是探索游客凝视体验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印象·刘三姐》、《宋城千古情》、《知音号》等案例中沉浸式体验的形式与内涵;以荆州济南生态文化旅游区为例，论证文旅融合作为区域转型发展重要引擎和结构力量的机制;以武汉长江文明主题文化战略为例，说明文旅融合在提升城市文化认同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案例研究充满了实地调查数据和规划文本，图文并茂，叙述详实。他们将当前我国文旅融合的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无疑有利于我国文旅融合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020年经济总量将超过100万亿元，人均GDP将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加，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品越来越受欢迎。根据我国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2019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国内旅游人数约8亿人次，其中66.4%的游客去过文化旅游景区。我国法定节假日已达115天，带薪休假制度逐步实施，形成了巨大的文旅消费市场需求。这就需要打通文旅产业边界，充分释放文旅消费潜力。通过发展旅游经济，进一步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使旅游成为宣传灿烂文明和现代化成果的重要窗口，成为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力。